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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型司法更能黏合民心等7则

发布时间:2019-08-16 19:13:33

核心提示:司法活动自有其实体判断上的专业性和程序开展上的封闭性。然而,这并不能推演和正当化为一种绝对的“司法自治”。

司法活动自有其实体判断上的专业性和程序开展上的封闭性。然而,这并不能推演和正当化为一种绝对的 司法自治 。尤其对于公众普遍关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充分公开与积极回应有助于赢得司法权威。这样的 回应型司法模式 ,应是多元社会聚合价值共识、化解社会争议、体现司法公正的必然选择。

回应型司法,基本要求是充分公开与透明,进一步的要求则是充分互动、明法析理。以 李某某等强奸案 为例,既有运用官方微博等技术工具、适时适当地披露合法、真实信息,也有就相关争议、量刑标准、人文关怀等问题作出说明。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舆论场的激浊扬清,维护自身公正形象,充分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以参与为核心的司法民主价值,展示了司法的理性说理对于社会正义的建构能力。

法治不仅是规则之治,其本质更是理由之治。法治与司法的有效性,不是建立在强制与压力基础上的决断,而是一种充分明法析理的能力。正如李某某等案中,运用证据将事实讲清楚、运用法律技术将规范说明白,才能以理服人,成为社会的底线共识。而作为民主社会的一种治理工具,司法必须建立在自身最低限度的民主运行机制之上,这是防止司法权失去监督的必须。允许公民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到公共议论与商谈之中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司法监督。可以说,回应型司法,是法治精神的要求,也是民主社会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这还是公民权利的要求。对于一些重大、疑难、敏感的案件,公众关注、议论并要求司法的正义处理,都是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必然体现。司法资源是公共资源,司法个案产生的指引性与每一个公民都息息相关,能够引领乃至塑造特定的公共生活规范。因此,公民有权对公共资源的运用予以了解并参与其中,更有权要求人民法院对特定的司法案件予以法理和事实上的充分阐明。

实践说明,司法不是也不能在真空中进行,只有坚持回应型司法的深层次逻辑,才能为判决结果的社会可接受性奠定基础,也才能调和法律理性与社会议论之间的价值判断差异。说到底,回应型司法最终是要在坚持法治精神的基础上,为社会建构出更加理性、开放与平等的公共议论空间,是司法为民、司法公信的重要制度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旭

1. 我国刑事司法中可能导致冤案的十大误区

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着可能导致冤案的十大误区。第一是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第二是违背规律的限期破案;第三是先入为主的片面取证;第四是科学证据的不当解读;第五是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第六是放弃原则的遵从民意;第七是徒有虚名的相互制约;第八是形同虚设的法庭审判;第九是骑虎难下的超期羁押;第十是证据不足的疑罪从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

2. 盯住网络谣言背后的非法利益

在网上造谣传谣,在很多情况下也有着切实而强劲的利益驱动。对通过造谣传谣而获得的非法利益应当如何处理?在执法、司法实践中似乎还缺乏明确具体的规范。这是因为,造谣传谣与非法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起来具有一定难度,例如董良杰的公司因为谣言而获得了利益,但该公司每月超过10万元的网上销售额是否都应认定为非法所得?似乎也很难一概而论。但是,只要有非法利益驱动的存在,诸如 自来水里的避孕药 之类的网络谣言就有产生和传播的可能。

因此,盯紧谣言背后的非法利益,让造谣者无利可图,不失为打击网络谣言的一条有效途径。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和司法机关在查处制造传播谣言违法犯罪行为中,不能仅仅将打击行动停留在表面,而应综合运用各种措施,让造谣传谣者付出足够的经济成本,让他们认识到造谣传谣很可能只是一桩 赔本生意 。只有最大程度地消除谣言产生的经济驱动力,打击行动才能取得实效和长效。

检察日报记者柴春元

. 法院不说理的情有可原之处

法院不说理可能主要不是因为其主观上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这样做,而是因为某些客观因素的存在。其中最主要的或许是如下三点:首先,法官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可能根本没有精力、时间说理。其次,既有的诉讼体制或技术性规定似乎也不鼓励法官说理。最后,当下中国的转型大背景则使得法官在很多时候确实无法说理。这使得在有些案件中,法官无论怎样讲理,都很可能只是做这样的二选一:要么被法律人所批评、要么被舆论所唾弃 此时,不说理可能反而成为了法官判案的一种理性选择。申言之,我并不简单认定当下大陆地区法院不说理全是法院自身的 错 。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

4. 财税法治的破局与立势

身处大国转型时期,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非仅仅与经济层面上的公共财政相关,而是在于法律制度构建尚不完善、法治理念贯彻不够深入,在于系统性改革中财税法治的缺位和薄弱。财税法治可以称得上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核心环节,如果灵活、有序地运转起来,必然能够温和、稳妥地推动政治、社会等各项改革的整体进程。因此,在法治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财税法治是富有活力、充满智慧的 大国之道 ,这就要求我们把握财税法作为公共财产法、纳税人权利保障法、收入分配正义之法的价值意涵,着重处理好国家与纳税人、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中央与地方等三重主干的权力(利)关系,将权力制衡、维护人权、公平平等、民主参与、财政自治等理念融贯思维之中,从而为财税法治的上下求索行 破局 和 立势 之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

5.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仍待进一步改善

新刑诉法实施半年,执行状况总体上应予肯定。但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如加强权利保障,使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矛盾更为凸出;在非法证据排除、辩护权保障与辩审关系、强制措施应用、证人出庭及书面证言使用、庭前会议程序、行政执法证据应用等问题上,也存在有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诉讼效率有待提高,特别程序的立法精神和规范也需要进一步贯彻。为进一步贯彻刑事诉讼法,改善法律实施状况,需要强化法治思维,采取有效措施;要研究解决法律实施中的难题,改善执法状况;要继续转变执法方式和办案机制;检察机关要加强法律实施监督。还应当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为刑事诉讼法有效实施和良性运作创造基本条件。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

6. 更好地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休息权

. 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是不少国家法律制度的明确规定。英国是最早立法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的国家,早在1802年就规定18岁以下的学徒其劳动时间每日不得超过12小时和禁止学徒在晚9时至次日凌晨5时之间从事夜间工作。该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规定工作时间的立法。199 年,欧盟出台了《工作时间指令》,要求成员国通过设定自己的最高工时来保障欧盟工人的休息权和健康权。最近,德国劳工部规定,严格限制管理人员在工作时限之外用电话电邮骚扰员工,只为保护员工的休息权。

国务院的放假安排应该突出指导性、科学性、人文性和灵活性,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不妨下放放假权,让各部门和单位拥有一定的放假自主权,合理安排放假时间,结合行业自身特点和员工诉求,适当调整工作日和休假期。

建议修改完善现行《劳动法》及其实施条例,从制度完善、保障机制、救济措施、社会监督等各个方面依法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细化完善对加班的认定办法及加班时间限制,明确用人单位因安排加班不当致员工 过劳死 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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